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