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群众检举，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1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有控告箱。
控告箱是用木头制成的一只长方体盒子，长28厘米、宽15厘米、厚16厘米，箱盖呈倾斜式，前高21厘米、后高28厘米。箱顶中央开了一道投控告书的狭缝。控告箱正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控告箱"3个大字，下面注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别看这只小小的控告箱，它还真顶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大量的贪污案件就是通过控告箱的检举查出来的。控告箱成为贪污分子的第1号克星。
"贪污事件"轰动一时
于都县一下子枪毙17个贪污犯
于都县贪污案件特别多，几乎各级机关都有，贪污分子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部长至乡代表，贪污成为风气，已到了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异的地步。贪污种类又很多，有造假账冒领公款的，有贪污公款做生意的，也有吞没公款的，还有贪污公物的。根据群众举报，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派出工作组，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带队前往于都县，很快便查清了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强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拉股做生意牟利；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造假账、假收据，冒领总供给部动员费410余元；组织部长高兴赞拿公家保险金做生意；少共县委书记腾琼等贪污公款及群众捐助买飞机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县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县财政部副部长竟私开出口证偷瞒关税……全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之多。法庭审理后，刘仕祥等5人被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其他犯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也都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制裁。
因熊仙璧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庭遵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最高法庭，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以梁柏台为临时检察长，对熊仙璧渎职贪污案进行公开审理后，判处其监禁1年，剥夺公民权利1年。
在于都审判中，裁判部宣布了一条原则：各区对于反革命贪污案件，可在当地群众审判与要求之下当场枪决，不必等县批准。这样一来，各区共枪决了12个贪污分子，加上县里被枪毙的5个，于都县一下子枪毙了17个贪污犯。
利剑高悬，一个个大案、要案得以及时查处，严厉打击，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区干部队伍，到1934年5月，中央苏区各级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
中央工农检察部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行为，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据《红色中华》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与中央审查计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4人"。特别是查处了临时中央政府前总务厅厅长赵宝成等包庇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大要案，更是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
开展节约运动
苏区干部自带饭包去办公
在进行反贪污斗争的同时，中央苏区还开展了节约运动，影响比较大的有：
1932年2月，中央机关带头开展的"每天只吃两餐饭、多吃杂粮少花钱"运动。中央政府警卫连首先实行，从3月14日起，警卫连的干部战士每天只吃两餐稀粥。
少共江西省委开展了"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伙食尾子交红军"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