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史的考察，很多人意识到，以"和"为主的策略根本不能保证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和戎"道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积贫积弱的中国，靠什么来争取和局？
最初，晚清统治者采取签订"和约"的方式，希望通过有限度地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平。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每次大量主权或经济利益的损失，换来的是帝国主义更大的贪婪、更大的侵略。最初仅仅只有英国侵略中国，后来沙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接踵而至，最后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人们，虽然轻易动武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等到发展起来再进行反击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强军大兴，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国学者鲍威尔曾说，晚清时期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军人地位低下，军事职业缺乏吸引力，军队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而军人素质的低下，又是军队战斗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军人地位，塑造一个掌握近代军事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军事近代化注入了生机和动力。
三是倡导兵魂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魂安在乎》一文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当变革社会需要一种震撼国民心灵以激发民族奋进的力量时，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与军人形象往往成为合适的选择。当时的有识之士试图以尚武爱国的"兵魂"作为陶铸国魂的基石，再通过全民尚武的环境来进一步塑造兵魂，从而使兵魂国魂相互激荡、互相促进，形成朝气蓬勃的国民性格。
四是加强国民教育。一些知识分子把"尚武"精神遗失归为教育问题。蔡锷曾翻阅日本小学生课本，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爱国尊皇、海陆战事、军舰炮弹等方面内容，其用意在于"养成其（指学生）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当学生正处于"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却天天"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