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
柳宗元《天爵论》批驳封建官本位
官场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而等级制和天命论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也是构成皇权政治制度的链条。所谓君臣父子，上智下愚，所有封建礼教，都是由此引发和生成的。柳宗元反对封建等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对门阀制，一是反对官本位，主张官为民役。等级制的核心是一个"官"字。古代"官"字分两个部分，上面是一宝盖，像屋顶相连的大房子，下面是土堆的本字。房子覆盖的是土。两部分合起来代表治理众人。"官者管也"，他们是替君王治理百姓的人。这就是官吏的来源。
柳宗元雕塑
柳宗元《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这里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它作礼器。爵在古代是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用爵赏赐诸侯，爵就成了一种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爵古是分等级的，有公﹑候﹑伯﹑子﹑男五等。战国时买卖官爵盛行，而且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从而演生出天爵说，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天爵是自然的爵位，人爵是社会的爵位。人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爵。人为了当官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一旦当了官，仁义忠信就不见了。
柳宗元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他解释说：志是刚健之气，明是纯粹之气。仁义忠信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柳宗元认为，天爵本来就不是什么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明和志，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人无贵贱，皆可为圣贤。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
古时读书人讲安贫守道，而《左传》说孔子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柳宗元认为这是误传。他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也很少看到为官者说这样的话。柳宗元曾和岳父杨凭论说举荐贤才的事，柳宗元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辨认人才更难。他例举了四种人：一是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二是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这就差点；三是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这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第四种是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好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却受人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享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柳宗元说：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做官，尤其是做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
柳宗元 "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论述民本思想。《送薛存义序》和《封建论》如鸟的两个翅膀，它代表了柳宗元政治主张的主要想法。为民是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是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民本思想原本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比"贱民"、"轻民"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他感到天命无常，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命"。孟子也主民本说，他有不少这样的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却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
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认为这是"势不同"。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