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主要是给多胎生育家庭补助，明代也是如此。《明太祖实录》卷229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河南卫军王狗儿妻周氏一产三男，事闻，遣行人给赐钞十锭，米五石"。此时产妇的待遇显然已经提高了不少。
到清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录，康熙二年(1662年)规定："凡一产三男，或男女并产，八旗由礼部具题，直省由该督抚具题，由部题覆行户部，准给米五石、布十匹。清朝还会根据蒙古人的生活特点，给予不同的补助品。清朝的统治者为了鼓励生育，甚至还制订了前朝都没有过的政策。康熙时提出了"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提出了"摊丁入亩"，将秦汉以来困扰人们的人头税取消了，更加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欲望。
有些人觉得"永不加赋" 和"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原因。实际上，这两个政策对人口发展作用有限。表面上人口出现大增长，是因为在实施这两项政策前，存在很多躲避人头税的隐匿人口。取消人头税后，大量隐藏人口被查出，造成了数字猛增的现象。应该承认，"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的赋役合并，将人头税归并到田 税中。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流动劳动力，对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也不会被丁役压制和束缚，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可见为了鼓励生育，特别是在动荡年代结束后的恢复期，各朝各代的政府都是狠下血本的。在古代医疗条件下，孕妇的风险当然比现在大，女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自主选择生育的可能，这些优惠政策，多少算是种"慰藉"吧。
在社会稳定后，"人满为患"的弊端则日益突出。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人口繁多的严重后果，比如唐朝通俗诗人王梵志写下了"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的诗句，据说这是几十年前中国流行的"计生"口号"只生一个好"的原始出处。
由于宋朝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各种福利刺激，中国的人口总数首次过亿。然而当时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耕地尚且不足，人口却不断增多，人口过剩问题就十分尖锐了。宋末著名的学者马端临基于这样的背景，提出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现代的人口计生政策相当接近。在他认为，所谓的"民众国强"并不是单纯的人多就行了，还要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均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寡，更加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
到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曾经算过这么一笔账，如果每对夫妻只是生一男一女，永远都不会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到一代就加一倍，这样下去只增不减，该如何去养活？冯梦龙的这个说法，直接挑战了中国古代传统意识中"多子多福"概念。
清朝学者对此的研究更为精进。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家洪亮吉，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土地开垦、财富的增长之间，看到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他以户口每30年增加五倍来推算人口的增长规律，又以房屋和田产数量暂时不变为前提，进一步得出，人口将会在百年内，增长5倍到20倍不等，但同一时期的住房和耕地却顶多增加一倍。根据这一推算，人口过剩的危机就显而易见了。
晚清时，古老的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西方文化和思想迅速而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古代的 传统思想。晚清学者汪士铎提出了晚婚的概念，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不止如此，他甚至还提出对育龄妇女，政府要广施"不生育之药"，用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种观念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超前意识了。
中国社会风雨飘摇两千年之后，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从"人多则福"到"人多则穷"的嬗变。今天，许多国人似乎不再热衷于"生小孩"，我们又有可能步入另一个极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口问题都是关乎国家社稷的根本大事，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会不断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