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东与西
雅典贵族卷土重来，来了一个开明贵族克利斯梯尼。
他以地域行政区划取代血缘亲族组织，按地区划分部族，打破以往海岸、山地或平原派的狭隘地域观念，使每一部族区域均由海岸、城市和内陆组成，要求每一部族重新建立宗教典礼，以新地区的古代英雄作为守护神。公民资格不再由血统决定，外邦自由人来新区定居，也可以获得公民资格，除妇女和奴隶外，每个成年男子都有着同样的政治权力，公民大会在实际上拥有了最高权力。
他还创制了"陶片放逐法"，以限制有独裁野心的人，任何一个被认为对国家有危害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民意判决的方式被体面地放逐十年。他以革命，打倒了庇西特拉图家族，开创了民主。但他并不认为革命必然具有合法性，对革命作冷处理，并非贵族之矜持，而是深谋远虑。
作为革命者，他以革命扬弃革命；作为独裁者，他以独裁反对独裁。雅典人幸运，他们不仅拥有纯粹的立法者梭伦，还有真正的革命者克利斯梯尼，为了民主而放逐革命，为了合法性而放逐了独裁者的野心。这与儒家以革命为"顺天应人"不同，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
君主制是王朝政治，王朝更替以革命行之；民主制是议会政治，通过选举而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革命产生"人民信托"政权，选举产生"公民契约"政府；"人民信托"是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公民契约"则是民主制"合法性"的根源。"革命性"与"合法性"，在东西方文明遗传。
而子产在中国的"合法性"试验，却要面对两条战线，除有贵族反对，还有平民挑战，除了"安大""安众"，还要被"两然""两可"拷问，让法治经受辩证法没完没了的折腾。
与子产同时，有一位辩者邓析，此人行径，颇类古希腊智者，用"两然""两可"法教民争讼，民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其"两然""两可"，恰如辩论之正方和反方，要从正、反两面，都说出道理来，即正亦然，反之亦然，正亦可，反之亦可。《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新郑境内洧水，某年发了大水，有人渡河时，落入洧水淹死，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捞者以为奇货可居，死者家人着急。死者家人请教邓析，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除了你，没有人会要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自然会降价！死者家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捞者也来了，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降低。理由是，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那人一听，也不急了。
结果呢，可想而知。对此，有人以现代律师方式视之，当他以"两然"、"两可"来对付国法时，便以为他是个民主斗士。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律师可以代表原告，也可以代表被告，"两然""两可"仅此而已，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法律。法律不合理，可以拟议，但法的精神要肃立。
邓析的思想和人格，具有辩者和治者两面。作为辩者，他用"两然""两可"法揭露刑书矛盾，击中了刑书的要害。本来，刑书的"两然"性，使刑法含有了民主因素，诸如平等性和公开性等，而邓析的攻击，就针对着这一点，作为治者，他要取消"两然""两可""定于一"。
当叔向批评子产"乱世"时，邓析已在拨"乱"反正了。然而他的拨"乱"反正，却是以犯上作"乱"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颛废了子产的刑书，改用他的竹刑时，那点民主因素就消失了，而他本人也就死到临头了，什么叫"作法自毙"？这就是。汉代刘向说，可以"用其道不弃其人"，但这行不通。因为正是刑书"两然"，使其言论自由有了合法性，一旦"两然"消失，他也就该死了。
子产两大遗产，一是刑书，一是乡校，刑书废矣，乡校传于鲁，而有儒学兴焉，孔子以后，儒分为七，百家之学开矣；由鲁而魏、而齐，而有西河与稷下，诸子不治而议论，百家争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