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对于IBM中国区的研发机构众多员工来说，不亚于遭遇了一场晴天霹雳。
正工作呢，突然发现系统权限没了，然后就被叫到会议室开会，会议只有三分钟，内容只有一个：IBM决定将中国系统实验室的开发任务转移至海外基地，退出在中国所有开发任务，所有不愿意去印度的工作人员将被裁员。
本来吧，这就是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虽然关闭了研发部门，可是销售和服务部门还在啊！
这次只裁了1000人，IBM中国员工总数，有15000人呢，裁员的只占一小部分。但是，这一消息被一些人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IBM撤离中国！”“外资跑路！”
其实，类似的炒作不是第一次了。
近些年，惠普、微软、甲骨文、美光、高通、思杰、戴尔等外资企业关闭一些中国业务的时候，也总会有这样的炒作。
其实，夸大炒作这些新闻的目的，无非就是暗搓搓影射我们营商环境不好，对外开放政策不到位，导致外资撤离中国，增加失业率等等。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从投资规模来看，最近两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的确在减少，也的确有一些外资公司关闭在华工厂或者在华研发机构，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一些所谓“外资撤离”的案例简单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撤走的大多是产业资本。
那些奢侈品啊、日常消费品啊、酒店服务业啊，外资活得好好的，一点都没有要走的意思。
产业资本撤离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厂。
比如，2019年年初，三星手机在中国国内的深圳、天津工厂，然后到了10月份，惠州工厂也关闭了。这意味着，在华成立近27年、厂区面积达12万平方米、年出口额数百亿的超级大厂成为历史。
三星彻底退出在中国的手机制造业。
为什么关闭？
显然，这和国产手机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在大概10年前，三星与苹果手机一直雄霸国内手机市场。但随着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的崛起，三星的市场份额从15%逐渐下滑到不到1%。更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三星Galaxy Note 7出现连续发生电池爆炸事件，民航局直接将三星Galaxy Note7禁止运输和携带。
一时间，在用户的心里，三星手机成了炸弹的代名词。
三星的全球处理方案，更是引燃了国人的怒火。三星宣布召回Galaxy Note 7，但不包括中国市场，这一双标行为引发了中国用户的抵制。
虽然一个月后，三星向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但已经晚了，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名声已经臭了。
本来，在中国建设工厂，是为了贴近市场，生产出来直接就能卖，但手机卖不动了，工厂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关厂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比如，2021年9月，东芝解散30年的大连工厂，本来是生产电机和广播发射器的，但因为市场的萎缩，产品没人买了，不得不关厂。
再比如韩国现代，2017年现代重庆工厂落成时，现代在中国共有五座工厂，整车产能高达165万辆/年。可到了2021年，现代的年销量已经仅剩36万辆。因为大量产能被闲置，现代在2021年把北京1号工厂卖给了理想汽车，然后在今年，计划再卖两座工厂，剩下的两个中还要关闭一个，只保留一座工厂。
第二是停止在华技术服务。
曾几何时，中国不仅依赖外国科技产品，更依赖外国的技术服务。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搞信息化建设的时候，连自己的交换机都不能生产，又谈何数据库和服务器呢？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银行还是铁路，无论是能源还是航空，采用的都是国外的硬件、数据库和软件。
上点岁数的读者可能有印象，在早期，飞机票是打不出汉字的，就是因为国外的软件不兼容汉字。
这样一来，中国就形成了“IOE依赖”。
IOE是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其中IBM代表硬件以及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Oracle代表数据库，EMC代表数据存储。
但问题在于，依赖国外的科技服务，安全吗？
“棱镜”事件泄密人斯诺登披露，自2009 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侵入中国内陆和中国香港的电脑系统。你继续用IOE，相当于请了人装修之后，把钥匙也留给装修的人了。人家想啥时候进来，就啥时候进来，想搞什么破坏，就搞什么破坏。
于是，差不多十年前，中国开始了“去IOE化”。
具体表现措施就是，用自研数据库替代Oracle，用国产厂商华为、浪潮替代IBM，用国内服务器和云计算中心，来替代EMC。
经过十年努力，中国的核心要害部门，已经基本实现了信息数据、操作系统、硬件和软件的国产化。
举个例子，今年7月19日，全球的电脑突然就蓝屏了，不仅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且以往的重启大法也不起作用了！结果，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都发现没法出票了！航班不得不停飞，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
比如，英国的医院电脑普遍死机了，医生根本无法查看病人的病历和检查结果！甚至各地的餐厅点餐系统无法使用，POS机无法联网刷卡。
还有，丹麦整个国家的火警报警器掉线，西日本铁路部分系统瘫痪，伦敦证券交易所部分服务暂停......
事情的起因，也非常乌龙，是微软的一个安全服务商CrowdStrike，从微软拿到了一个错误终端配置，编写了错误的升级程序。结果windows一自动更新，全球的企业版windows都瘫痪了。
相反，这起事故中，中国却基本没受影响。
除了个别外资酒店之外，其他的涉及国计民生的金融、交通、能源等等的系统，都运行的好好的。
这就是“去IOE”化的效果。
但是，“去IOE”，也意味着这些外国技术服务商在中国的钱不好赚了。
所以我们陆续看到，2019年，Oracle解雇了900多名研发人员，宣布计划彻底关闭其中国研发中心。
2023年9月，高通解散上海研发部门，2024年7月，微软宣布关闭全中国所有的线下门店，紧接着8月份，IBM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
第三类是供应链转移。
这一类的表现虽然同样是关厂，但和第一类有所不同。
第一类的关厂，单纯是竞争不过中国产品了，第三类呢？
纯粹是觉得中国工厂生产成本变高了，或者在中国生产会被美国加关税，想换个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而已。
比如：
2023年8月，苹果将部分iPhone 15订单交由印度制造；
2024年1月，惠普注销了上海分公司，计划将商用笔记本电脑产业链搬到泰国和墨西哥；
2024年4月，日本松下从广州开始撤走压缩机生产基地。LG电子也被传将撤走电子及电子部品，转移至越南；
……
咱们都知道，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力成本是很大一部分支出。本来，这些外资在中国设厂时，就是看中了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但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劳动成本同样大大增加了。
举个例子，十年前，三四千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在省会城市也算可以了。但现在呢？三四千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招不来了。
这样一来，对于核算成本比较严格的外资企业来说，雇一个中国工人的成本，足够雇三四个越南工人了。
这种供应链转移也不奇怪，属于外资降本增效的手段，非常正常。
所以，外资离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国产替代的崛起，导致外资市场被国产产品不断蚕食，让它们在中国投资从盈利变成亏损。所以不得不黯然撤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外资撤离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意味着国产的崛起。
第二就是外资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向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所以，外资的离开，完全就是逐利行为，和什么“营商环境”没啥关系。
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外资企业关闭工厂、关闭研发机构、搞供应链转移，并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中国市场。
相反，他们撤走的是赔钱的产业，赚钱的产业，外资还在不断加码投资呢！
比如三星，三星关闭了中国的手机工厂不假，但是闪存工厂，三星却一直在加码投资。
此前三星在西安高新区已投资约280亿美元实施一期项目、二期项目，让西安高新区的芯片产能已占到全球产能的15%。现在，三星又在西安投资建设了三星M-Fab项目，总投资30亿美元，2025年底竣工投产。届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闪存芯片，都将在西安生产。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宫崎洋一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关闭了东芝大连的一个工厂，有些社交媒体就说东芝要撤出中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实我们在大连还有其他的投资，比如：跟中国合资的一家生产铁路机车牵引设备的工厂。双方仍在继续加深合作。”
“中国是东芝集团在海外最大的市场，对我们极为重要。”
现在看明白了吧？
所谓“外资撤离”，其实是个伪命题。
炒作这个话题的，其实都是居心叵测之徒。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外资撤离”，也是一些敌对中国的国家，希望看到的事情。
为啥？
一方面，可以打击中国的经济。
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数十年里，外资如雨后春笋般涌入……
客观上讲，外资和中国实现了双赢，外资吃到了中国市场增长的红利，同时外资也给中国缴纳了税收，提供了就业机会。那么反之，外资的撤离，也会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根据某地方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外资撤离直接导致该地区GDP下降0.5个百分点，数万名员工面临失业的风险。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尤其是在当前失业率高、找工作难的情况下。
一旦发生群体性失业，就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第二，外资特别是产业资本离开中国，回到欧美国家，有利于其“再工业化”。
经过这几年的世界变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都看明白了，中国之所以面对西方国家打压而屹立不倒，主要是中国有着强大的制造业，这是立国之本。所以，谁掌握工业，谁就能在未来的博弈中笑到最后。于是，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再工业化计划，想让制造业回流。
但问题来了，当年制造业为啥从西方国家外逃？不就是西方国家不再适合搞制造业了吗？
比如，西方的高福利社会，有谁还愿意进工厂？就算进了，人力成本会有多高？
比如，制造业必然是有污染的，现在环保在西方是政治正确，环保人士天天来闹事，怎么生产？（参见特斯拉德国工厂遇到的幺蛾子）
比如，制造业依赖供应链，但西方国家供应链已经不完整了，这必然带来成本的提升。
……
所以，与老美搞小院高墙封闭保守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力度是越来越大，对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他们搞不成。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国家为了打压中国，搞不成也要强搞，会不择手段与中国争夺优质产业资本。
从这些年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做法来看，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威逼+利诱”了。
比如，9月13日，美国政府决定大幅度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提高100%，以“加强对美国国内战略产业的保护”。
其实说实话，很多人都对这个政策莫名其妙，为啥？
因为中国汽车本来就不对美国出口啊！你在美国市场上，啥时候见过中国品牌的汽车销售？
既然中国汽车根本就进不了美国市场，美国为啥要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并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别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斯拉呢。
特斯拉是美国企业，但是工厂又在中国，那么，特斯拉中国工厂生产的特斯拉汽车，进入美国，按照新规定，也要交100%的关税。
这合理么？并不合理。
同样的model Y，美国产的卖4万美元，中国产的就要卖8万美元？
显然，这就堵死了特斯拉扩大美国市场的路。
特斯拉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乖乖把工厂迁回美国。
所以，美国对华加征电动车关税，不仅仅是针对比亚迪的墨西哥“曲线登陆美国”企图，也是在威逼特斯拉配合其产业链回流战略。
那“利诱”呢？
这就不能不提拜登的得意之作—芯片法案了。
根据拜登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授权提供高达28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520亿是政府补贴。
当然，补贴不是谁都能拿的，有一堆限制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在美国设厂，而且要给美国公开按晶圆尺寸分类的产能、利用率、预期良率、生产第一年的售价、每年的产量等数据；
第二个条件是要求拿美国补贴的企业，10年内在中国大陆的扩产要受限——成熟工艺扩产不能超过10%，先进工艺扩产不能超过5%，且不能与中国大陆的企业或机构进行联合研究和技术许可。
第三个条件是，获得超过1.5亿美元补贴以上的公司，如果如果公司的收入超过预期（约定的一个门槛），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将被要求共享，最高为75%。
也就是说，拿了美国的芯片补贴，就要在美国设厂，自己的商业机密全部要对美国透明，给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多赚的钱最高要分75%给美国，而且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扩产就要停止。
虽然三星和台积电一个劲地嚷嚷着条件太苛刻无法接受，但在补贴的引诱下，最终也都是从了。
所以，美国用关税壁垒+产业投资补贴这种不讲武德、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手段，就是为了不予余力吸产业资本回流回流。
那欧盟呢？现在同样如此。
7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自7月5日起正式对进口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其实吧，这个关税很没道理。
因为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并不高，仅仅只有8%，远远比不上特斯拉。
如果说担心对欧洲的车企造成冲击的话，你为啥不针对特斯拉，非要针对中国电动车？
说白了，限制中国电动车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逼迫欧洲产业资本回流。
为啥？
因为欧洲市场相对保守，日韩汽车那么猛，最后在欧洲表现也一般，欧洲人还是喜欢欧洲的传统品牌汽车。
但是呢？
欧洲又没有电动车生产基础，想跟上电动车潮流，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大众、宝马、雷诺为代表的欧洲车企，纷纷中国设置生产线，生产出来车，再卖回欧洲。
当然，这个价格是要按欧洲的价格来卖了。
成本降低了+价格提高了，赚的更多了，完美。
但是呢？这个bug被人发现了。
今年就有个笑话，前不久，一个德国汽车经销商格雷戈里·布鲁德尼发现大众在德国上市了一款ID6车型，定价6万欧元，最终售价超过8万欧元。他卖一辆ID6，可以赚2万欧元。但是他发现，一模一样的ID6，在中国竟然只要2万欧多点！就这价还因为中国厂商的内卷导致销量奇差。如果把中国的ID6运到德国，哪怕算上关税和运费，卖7万一辆，一辆也能赚三四万啊！
说干就干，他跑到中国，买了22辆上汽大众生产的ID6运到欧洲，准备大赚一笔。
可没等他往外卖，就被大众报警给查封了。
这就是现在欧洲汽车市场的bug，价格倒挂导致一旦这些汽车返销欧洲，那除了几个在中国设厂的巨头，其他车企都要死掉。
所以，欧洲决定给中国汽车加关税，而且加的非常有意思，是按公司加的：上汽集团加征税率为37.6%，吉利为19.9%，比亚迪为17.4%。
为啥在中国市场上最没存在感的上汽集团关税最高？
就是因为它跟大众是合资啊！ID6就是它产的。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众未来返销欧洲的电动车可能面临高额关税，非常不划算了。
要想规避关税，就要老老实实把工厂留在欧洲，说白了也是逼迫产业链回流而已。
那么，面对欧洲的动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咱们必须承认，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中国还不算强势。所以欧美搞的“威逼”和“利诱”，中国不能玩，如果玩了只会把外资逼走。
中国只能进一步扩大开放，用更加开放的态度，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到来。
如果我们翻翻今年的新闻，就会发现，从中央到地方，中国都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
比如：
2024年3月19日，中国出台《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通知：从扩大市场准入、加大政策力度、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完善国内规制五个方面，来吸引外资。
2024年7月4日，国家出台《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为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竞争完善法律保障；
2024年7月18日，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再次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外资不准进入的领域，现在可以进入了；过去外资不能绝对控股的要求，也取消了；过去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一些对外资的限制性措施，也减少了。
总之，中国的目的，就是力争用各种手段将欧洲各种优质产业资本留下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本来吧，面对欧美用贸易壁垒强行拉动制造业回流，中国是没有特别好的手段的。
但是吧，老天送给了中国一个绝佳机会。
9月17日下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东南部和东北部多地发生BP机爆炸事件。造成37人死亡，约40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然后以色列也很光棍，以色列的电视台干脆利索地承认了这是摩萨德做的。
正当所有人都震惊于摩萨德的无底线和创意的时候，没想到爆炸还有第二波！
9月18日，黎巴嫩又爆炸了！这次炸的是对讲机、收音机、汽车收音机、摩托车、指纹锁以及门铃！当然，最多的还是对讲机。
经过确认的对讲机型号为日本艾可慕（ICOM）公司的IC-V82对讲机，因为对讲机更大，装的炸药更多，所以爆炸已经造成了20人死亡，450人受伤。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手机，直到看到华为的logo的时候，才松了口气。
那么，BP机是怎么变成炸弹的？
一开始，纽约时报的说法是，真主党找台湾订购了一批BP机，但是“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
“每部传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
然后在一个以色列认为合适的时间，遥控引爆了这些BP机。
听起来，好像是摩萨德拦截了这批货，然后在里面塞了炸药后又给了真主党。
但是只要稍微懂点电子产品制造的都知道，这不现实。
BP机本身就很小，内部空间非常有限，可塞炸药的地方很小。而且这个型号的BP 机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无法无损拆卸。
那么，想在运输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拆卸几千台机器，装入炸药，烧录软件，然后再毫无痕迹地组装上，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根本不可能。
所以，所谓“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就被植入了炸药。
那性质就严重了。
不管这批BP机是不是台湾企业造的（目前台湾企业在喊冤，但很难说其是无辜的），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它混淆了“武器”和“民用品”的概念，把所有民用品的安全信赖给炸没了，对全球产业链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们想一下，过去的国际贸易基础是什么？是信任。
也就是说，哪怕你我关系敌对，我也默认你提供的商品是无害的，是不需要检查的。就算海关检查，也是检查一下和报关信息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偷税漏税，而不会拆开看看有没有爆炸物，这就是信任。
你看苏联当年和美国那么敌对，也没去化验进口的可口可乐有没有毒嘛！
但是现在呢？信任被炸没了。
从潘多拉的魔盒打开开始，这起事件的余波，会彻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和想法。
为啥？因为可以做手脚的东西太多了，大到飞机、火车、汽车，小到电脑、手机、耳机，从粮食到机械，从原材料到成品，一切产品都有可能被做手脚！
这已经不是过去想的信息安全泄露的问题，这可能是现实的物理攻击了！
没有人想在打电话的时候，莫名其妙被手机炸死。
说实话，这东西不能细想的，如果细想的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国际贸易也没法做了。
我们不禁想到了“白衣渡江”的故事。
三国时期，孙权与刘备结盟，共同对抗北方的曹魏。
当然，虽然是盟友，但该有的防备还是有的，双方都会对于江面上的船只进行检查。
后来发现这种检查耽误了货物流通，于是双方就商定，商船上的人要穿上白衣，以显示商船身份，就可以免检了。
但是东吴吕蒙看关羽北伐，荆州空虚，就撕毁协议前去偷袭。
在渡江时，吕蒙让手下士兵打扮成白衣（商人）模样，并借着蜀军毫无防备之际，最终潜入城中并成功夺取荆州。
自从“白衣渡江”事件发生之后，吕蒙被人们骂了上千年，东吴更是被迫背上“江东鼠辈”的骂名。
最为重要的是，后世的平民想要证明自己是平民，需要付出远超想象的代价。
同样，BP机、对讲机爆炸事件之后，商品要想证明自己是无害的，同样需要付出远超想象的代价。
这次斯诺登的发言很精辟：“以色列刚刚采取的行动，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鲁莽的。他们炸死了无数正在开车（汽车失控）、购物（你的孩子在婴儿车里，排在他后面排队结账）的人，这与恐怖主义毫无二致。想象一下：如果iphone手机离开工厂时里面装有炸药，媒体会更快地意识到今天开创的可怕先例，没有什么可以为这种行为辩解。这是一种犯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因此而失去了安全。”
在公众对电子产品形成普遍的安全焦虑的时候，欧美还怎么重塑产业链？怎么搞制造业回流？谁还会相信欧美制造的电子产品是无害的？
这显然是个巨大的负面形象包袱。
要知道，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美国，很多人骂美国的时候，会觉得，美国不敢把我怎么样。但是，一旦电子产品成为武器，你在用手机骂美国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关键字被检索到然后被美国搞个“定点清除”？
这一点并不难，只需要向某一个序列号的设备发送爆炸指令就行了。
哪怕亲美国的人，也会在担心，美国在炸反美人士的时候，会不会误伤到我？而且，就算你逃过了手机爆炸，你能逃过汽车爆炸吗？你能逃过平板爆炸吗？你能逃过电脑爆炸吗？那以后谁还敢买美国的产品？
就算欧美的制造业回去了，当他们向全世界推销的时候，别人想到BP机事件，会不会心怀疑虑，转而选择华为的产品？
说起来，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所使用的各种手段，对中国产业升级还真是神助攻。
先是和中国打贸易战，导致中国商品出口受阻的时候，西方国家点燃了俄乌战争，西方国家一下子把俄罗斯这么个大市场让给了中国。后来对俄罗斯步步紧逼，逼得俄罗斯也向中国开放了中亚国家的市场，这就是近2亿人口的大市场。
然后呢？
现在这个BP机爆炸案，一下子把中东地区4.7亿人口的电子产品市场，统统让给了中国。
过去老美一直搞产业链转移，理由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事实证明，把产业链放在欧美地区，才是真正的供应链不安全！
毕竟可以做手脚的环节太多了，而且欧美人的道德水平，也让人非常怀疑。
安全因素现在反而成为产业链留在中国的理由。
目前华强北已经有厂子紧急接到单子了，开始没日没夜地生产客户“信赖”的产品了。
对于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中国必须接住，而且要接好。
更关键的是，中国不仅要卖“安全产品”，更要卖“安全标准”。
比如中国趁机搞一个“商品无害标准”，就像3C认证一样，所有商品中国要进行检查，检查通过后打上一个标，算是认证过了。然后拉动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家都加入这个安全标准，重新建立起这种无害信任，实现一个覆盖世界岛的新的“安全贸易体系”。
至于不想被中国检查的西方商品嘛，那就自求多福吧！全世界的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的。
其实吧，我们也不必为所谓的“外资撤离论”而忧心忡忡。
资本就像是水，哪里有利去哪里，进进出出，非常正常。
外资来了就欢呼雀跃，外资走了就如丧考妣，这不是一个自信的大国国民，应该有的表现。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外企之所以来投资，本质都是为了赚钱，早些年中国科技不发达，劳动力低廉对他们来说极其具有吸引力。如今民族企业崛起，中国商品越来越被世界所喜爱喜爱，可以说外资企业的撤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难以与本土企业竞争，不撤离难道等着收尸吗？
相反，中国目前已经告别资本短缺的时代，现在的中国反而是资本过剩，需要对外输出资本输出产能了。
比如东南亚，越南、印尼等国就像我国九十年代，需求和就业欣欣向荣，生产成本低、环保监管松，中国资本完全可以走出去——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能耗高、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迁移到低成本国家，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可以规避美国的关税。
当一些低水平外资撤离的同时，中国也在以更大力度更优质的外资进入，实现腾笼换鸟。
比如，中国放开了一系列金融准入。
那么外资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基金等领域利用其全球经验和差异化特色业务，满足本地和全球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比如，中国放开了外资独资医院的限制。
外资医院的到来，可以发挥其资本、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及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的优势，给中国医疗市场带来耳目一新的变化。
最起码，使用靶向药物不用那么难了。
再比如，7月份，国务院同意在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等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暂时调整实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旅行社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等等。
……
简单来说，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的障碍，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外资在出版、医疗、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将迎来进一步增长。
为什么现在中国关于开放的提法，现在变成了“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就是“高水平”对外开放。
显然，中国永远不会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会坚持双循环的战略。
一方面加大吸引外资，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形成统一大市场，提振内需；一方面通过基建和外贸，培育一带一路的需求市场，转移富余产能。
在旧体系上建设新体系很难，但一旦成功，便是质的飞跃。
所以，担心的不应该是我们失去外资，而应该是外资担心，会不会错过新的巨大“中国机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