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后，为了打理家里的几亩地，我拖儿带女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老公的欠款。老公每年欠大队的"提留款"累计有一万多元，欠私人现金三千多块。而逃难的这一年，老公从四川只寄回来200元。我进家门有人上门逼债，而出家门也遭人恶骂，说我把男人逼得无家可归。儿子那么小，出门就有孩子打他，女儿在学校也被人欺负。我真是欲哭无泪啊!我在家守着艰难困苦，他在外另有家有女人。
2002年，是我带着儿女最困难的一年。欠的债还不起不说，连地也给人占用了，我连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了。无法活下去，我只好找到农场的妇联主任。当她了解到我的实际困难后，当即掏了自己的50元钱送给我。后来，组织上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农场工会送来200元生活费，然后，又责成大队为我办理了低保。后来，我自己又争取了一点地种上了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