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说”可以休矣！-都市军事网

网络世界，总人说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国运”。

他们说：海湾战争时，美军拥有碾压性优势，后来的93年银河号事件、94～97年黄海大黑鱼事件、96年台海危机、99年炸馆、01年撞机，中国怂得像孙子，但他们无法回答，美国拥有如此优势，为什么不敢打进中国？反而让我们加入世贸。

他们说：9·11事件让美国人把遏制我们的目光转向了“恐怖分子”，让我们有了20年的高速增长，但他们不会说，昂犹势力肆无忌惮地欺凌伊斯兰世界，没有9·11也会有10·22。

他们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才使中国融入世界，但他们不会说，美国人利用97年金融危机收割东南亚，觉得不过瘾，想利用世贸规则剥中国人的皮，他们也不会说，中国加入世贸使中国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规模更大，但也让美国资本挣了大钱，让美国人重新选择一次，他们仍会如此。

他们说：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避免了被收割的命运，但他们不会说，为什么美国收割不了中国，他们更不会说，如果中国不救它，那时它可能就已经崩了。

他们说：特朗普退出TPP，使中国避免了艰难的处境，但他们不会说，巴黎统筹委员会一直对新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打压，当年连游泳裤、高压锅都禁止出口，而TPP的威力远小于巴统，我们的应对经验丰富着呢。

在他们眼中，中国能走到今天，全靠他人施舍，全靠运气。

鸦片战争后，有了太平天国；

八国联军侵华后，有了义和团；

第二次“五口通商”后，有了武昌起义；

日军侵华后，有了全民抗战。

这些抗争，都不是政府行为，而是老百姓对家园的守望，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人民史观的原因。

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家国观念，为什么宁死也要守护自己的家园，为什么经历若干次的低谷，仍然能够涅重生，再塑辉煌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成立国家？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个体、家庭的力量太小，无法应对所有威胁，需要组成更大的团体才能面对，夏万国，商三千，周八百，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皇一统，国家数量越变越少，国家规模越来越大，这就是应对威胁的需求。

这些威胁包括外部威胁、内部威胁和自然威胁，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就会亡国。

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外部威胁、内部威胁和自然威胁即使同时发生都不能彻底打死我们，韧性十足，我们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不断优化，这才是中华文明不绝的根本原因。

外部威胁为什么不能彻底打败中国？

一是地理空间相对安全，北守长城安全成本低。

首先要感谢祖先选择的这片土地，东南两面是大海，西部是高山，秦始皇将北部长城拉通，整个国土就是安全的，主要的安全成本就是修长城、守长城，财政开支有限，要是像欧美那样四处漏风，国防成本就无法支撑了。

威胁在北方，首都自然也都设在了北方，这样便于快速决策，长城是前线，黄河是二线，在二线设置粮仓，平时就屯好，边境有事，可以快速行动。

相对安全的空间，敌人很难打进来，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基本盘。

在国土内部还有许多相对独立的空间，比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云南、岭南、闽南等。

农耕区如果失守，可以依托山地进行反击。

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教员的《论持久战》，都强调要利用地形进行持久抗战，只是蒋介石与日本人、美国人苟且，只想着自身利益，没想全力抗战，辜负了我们脚下的万里江山。

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地区。

欧洲平原占比50%，四处漏风，无险可守，欧洲就成了一盘散沙，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却有45个国家。

北美，西面是落基山脉，东面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间一片大平原，若有实力相当的对手进攻，很容易从南北方向将其打穿，我们的舰艇和飞机经常去白令海峡溜达，就是提醒老美，你的本土很虚。

非洲大部分处于热带，条件太好，不用干活就能活着，所以大部分时间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欧洲殖民者从海上进攻的时候发现，东面是高原，非洲海拔前十名的山峰有八个在东非，很不好打，于是法国人从西面进攻，英国人从南面进攻，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只有地处东非高原的埃塞俄比亚。

南美跟非洲类似，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西面是安第斯山脉，是完整的防御体系，东南角巴西高原海拔只有600—800米，无法形成有效屏障，其他地方到处漏风，于是，欧洲殖民者登陆后，阿根廷成了白银通道，巴西成了种植园，整个南美就成了欧洲人的后花园，现在成了美国人的后花园。

印度东、北、西三面是山，南面是海，是非常好的防御地形，为什么总被人殖民呢，就是因为没有在开泊尔等几个山口修长城，雅利安人等游牧民族进去之后，想着万一哪天不行，还要退回去，自然也就不会修长城阻断自己的后路了。

这跟满清入关是一个道理，他们总想着要是在关内混不下去还可以回去，于是修了上千公里的柳条边，防止汉人去耕种，所以，山西人是走西口，而山东人要闯关东，闯的就是柳条边。

大山不仅是安全屏障，还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有大山，才会有大河，有大河才会有人聚居，人口聚居才会形成组织，有组织才会形成文明，这很重要。

一马平川，和平时期利于发展，战时就无处隐藏了。

同时，有山才有矿，欧洲平原占比60%，矿产资源极度缺乏，现在他们嘴硬，实际慌得一批，再不反抗美国，他们失去俄罗斯的天然气，失去中东的石油，再失去我们的中低端必需品和材料输入，他们就只能牧马放羊了。

二是游牧农牧长期较量，始终充满危机意识。

威胁主要在北方，农耕不让抢，游牧抢不到东西就过不了冬，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这种持续不断的袭扰，使我们充满了危机意识。

游牧民族的优势是机动性强，弱点是人口太少。

养活一个游牧人口需要1000亩草场，养活一个农耕人口只需要10亩地，同等面积，我们的生产效率是他们的100倍。

100倍以上的人口比例，使游牧民族只能打劫，而不能彻底打败农耕，强如匈奴、突厥都无法打败我们，根源就是他们的人口太少，可以提取的剩余资源太少。

游牧民族即使因为各种原因在军事上打赢了，也无法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借助农耕来管理农耕，但对农耕还不能太苛刻，不然会直接被推翻。

班、排、连是我军建制，一个班12个人，为啥呀？人多了，就带不好，上了战场就会出问题。

社会管理也是一样的，游牧民族一般就几十万人，你要管理上亿人口，是做不到的。

三是游牧慕强主动融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秦始皇拉通长城，游牧民族单打独斗肯定抢不到了，必须形成强大的集团才有可能攻破长城，于是在秦始皇去世后第二年，冒顿就统一了匈奴，疆域从东北到中亚，有历史学家甚至说，秦始皇是匈奴之父。

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汉朝来说，压力山大，步兵对骑兵，纯粹找虐，但要想建立骑兵部队，需要海量资源，马要买，要有草场，要有兽医，要有训练，要有防护装备，当时训练一名合格骑兵需要的成本相当于现在一名坦克兵，要命的是，草场种不了地，即使打赢了也回不了本。

怎么办？钱从哪里来？

于是就有了平准法、均输法、盐铁专营、汉朝版央企等一系列集中资源的措施，今天的金融手法仍没跳出汉武帝的框架。

汉朝的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朝、汉人、汉族、汉语都以“汉”命名，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说，伟大的秦始皇逼出了伟大的匈奴，伟大的匈奴又逼出了伟大的汉朝。

在不断的竞争中，双方互相学习，不断融合，农耕学会了游牧的彪悍，游牧学会了农耕的组织。

有游牧民族的骚扰，使农耕民族明白，不同心同德，自己的成果就会被抢，就没法安心过日子，进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很多人将游牧民族主动融入华夏，归因为文化，谓为“同化”，在我看来，没那么玄乎，就是农耕生产力比游牧高100倍以上，儒家的家国治理比游牧民族好勇斗狠的治理成本低得多，游牧民族慕强学习的结果。

我们有三级地理台阶的天然防御体系，加之农耕生产力高，还建立了围墙——城墙——关隘——长城四层防御体系，基本不用担心一下子被人打绝种了，冬天不用挨饿，有房子不用挨冻，不用担心极寒天气使牲畜批量死亡，晚上没什么娱乐活动，可以使劲制造人类，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不向往。

小结一下，中国西高东低，三级台阶分布，北面拉通长城，地理空间相对安全，陆上游牧民族很难打进来，即使打进来也很难有效治理，必须依靠农耕，然后就被稀释了。中国内部还有许多独立的地理空间，可以休养生息，即使农耕区全部被占领，也可以依托山地进行反击，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来，并且是工业打农业，我们依然通过山地游击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打败游牧就没法安心过日子，在游牧民族不断的袭扰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抒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与游牧民族斗争的豪情。

内部威胁为何无法导致分裂：家国治理形成向心力

古代中国有两大矛盾，一是皇权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二是豪强与农民的矛盾。

摆平知识分子，则朝政稳；抑制豪强，则农民稳。

文人是依附阶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搞定知识分子就要给他们上升通道，但文人一定要搞清楚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然的话，就没人用。

争霸用法家，休养生息用道家，稳定治理用儒家，这是秦汉治理方法的转变过程。

争霸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拿敌人的脑袋来领赏，但如果没有法制，就会有人杀良冒功，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国一统，楚汉相争，人口降至低谷，这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了，就需要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国家不想折腾，老百姓也不想折腾，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这就是从刘邦到汉武帝前期的中国。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有想法了，要干匈奴，人口已经达到5000多万了，庞大的人口需要稳定，想要老百姓安稳种地，怎么治理呢？用儒家。

儒家就是用家庭伦理来治理国家，君是君父臣要忠；子对父要尽孝；弟对兄要顺从；妻对夫要忍让；朋友之间要善良。

家庭是家长说了算，家族是族长说了算，这是权力下放，不用国家管，家庭稳定了，国家也就稳定了。

县官是父母官，就是一县之内所有人的父母，你在家守孝道，我也是“父母”，你也要孝，你不孝，就要挨揍。

为了强调孝道，大大提高了“不孝”的成本，孝者可以为官，不孝者严加治罪，父母要是告孩子忤逆，是可能会被判死刑的。

你做再大的官，父母去世，也要守丧三年，除非皇帝觉得你很重要，下旨“夺情”，你亲生父母是父母，我是君父，也是父亲，我“夺情”你就可以不守丧了。

这种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是成本极低的方法，从汉武帝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

儒家的家国治理模式解决了思想统一的问题，解决了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基层治理，但并未解决地主豪强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土地兼并是贯穿古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豪强兼并土地，流民增加，流民活不下去就造反，然后改朝换代，均田免赋，循环往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说的话，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斗争意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几乎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

敢斗，能斗，能赢，这让皇帝也忌惮三分。

想要让老百姓不造反，就两个办法，一是低税，二是抑豪强。

古代财政支出大致有四种，一是皇室开销，二是公务员开销，三是天灾开销，四是战争开销。

正常皇帝的开销不会太大，遇到“何不食肉糜”的皇帝，那是他自己不想要皇权了。

皇权不下县，郡县两级财政，公务员有限，开销自然也有限，治国就是治吏，吏治不好，国自然就没有了。

一部黄河史，半部中国史，天灾，主要是治黄，这个也是有底的，从没有哪个朝代因为治黄而垮掉，实在治不了可以不治，只要朝廷拨粮赈灾，老百姓也不会说啥。

遇到战争，开支就成无底洞了，特别是长期战争，像汉武帝那么打仗，国家还没有崩溃的，是个奇迹。

所以，古代兵法都讲求“慎战”“速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好战必亡”，因为古代打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这四项开支，除了天灾不可控，其他三项，皇权都可以控制，皇族不要太奢侈，公务员不要贪得太过分，战争打不赢就暂时不打，养精蓄锐，有能力了再打，非要硬打，自然就会导致民变，像汉羌之战打了上百年，不亡国就见鬼了。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核心原因是土地兼并，什么人能兼并土地呢？皇权和权臣集团。

有多少土地就能养活多少人口，而人口税又是历代主要税源，到了清朝才实现摊丁入亩。

土地集中到皇室和权臣手中，他们不交税或偷税，要保持正常运转，就要搜刮百姓，但百姓失去土地，根本没有能力交税，就只能造反。

儒家确保了基层稳定，但皇权和权臣的贪得无厌逼着老百姓造反，实现王朝更替。

一场战争必然导致人口大幅下降，只能休养生息，然后再作死，老百姓再造反，再休养生息，如此循环往复。

一个朝代，能抑豪强，时间就长一点，做不到，就改朝换代。

但不管皇权如何更替，只是谁坐庄的问题，只是姓刘还是姓赵的问题，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庭、家族观念深入人心，父母之命不可违，族长之命大过天，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在个人遇到困难时，会首先求助于家庭和家族，而不是国家，到今天也是如此。

这种向心力便形成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精神纽带，只要皇室和权臣不贪得无厌，拥有两三百年的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寒带太冷，人受不了，所以，北极、南极都没什么人。

热带物产太丰富，不用干活，靠采集狩猎，就能活得很好，就不需要组织了，也就不会产生文明。

赤道是北纬0度，北极圈是北纬66度，黄河流域早期人口聚居在北纬34度左右，基本在北温带正中心，老祖宗开局选的这块地，算是宝地。

农耕文明的优势是生产力高，缺点是搬不走，遇到自然灾害必须硬扛，因为搬家成本太高，高到承受不起。

地是搬不走的，人只能定居，要定居就需要有房屋。

要生活就要有水，除非住在水边，否则就需要打井，古代打一个井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到的，需要几家或几十家才能做到，大家环水井而居。

所谓背井离乡，就是如果离开，需要重新打井，那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要种地，更需要水，一吨粮需要几千吨水，所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但要把水从河里输送到地里，要么挑水，要么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地里。

这么多人住在一起，遇到强盗土匪怎么办？这就需要集体防卫，典型的如福建土楼就是集体防卫系统。

灌溉系统、道路系统、房屋系统、防卫系统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多年才能完成的。

农耕文明是重资产生产方式，如果搬家离开，就要从头再来，搬家的成本太高，所以故土难离。

在早期中国，人口主要在黄河流域，偏偏黄河流域是自然灾害的重灾区。

黄河是母亲河，但咱母亲脾气不大好，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想要安心过日子，就要持续治黄，一部治黄史，就是半部中国史。

在史前大洪水中，其他文明选择了诺亚方舟，而我们选择了硬杠，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

遇到困难就跑，必然形成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

选择硬杠，必然要形成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和集体主义。

治水先勘察，“大禹治水分九州”，怎么分？自然是以地形地貌分，这就需要野外调查和商量。

怎么治？无非堵或疏，堵，下游没水了，下游不答应，疏，下游就淹了，淹哪个部落？这也需要商量。

怎么行动？就要统一各部落思想，改道途经区要先搬家，搬家就要有补偿，不补偿就会干仗，统一思想后，大家一起行动，就需要大规模协调。

行动过程中，有的部落没工具，有的部落有富余，就要互通有无，用完了再还，再借不难。

行动过程中，有的部落任务轻，有的部落任务重，就要协调，互相帮助，不然总目标就完不成。

治水是全流域的行动，在行动中，频繁的交流沟通需求，对语言、文字的相互融合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不治，大家一起死，大家一起治，才有希望。

中国人不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才开始有家国情怀的，长期的治水过程，就已经养成了集体主义思想。

大禹治水，形成集体观念；

西周分封，形成天下观念；

秦皇一统，形成国家观念；

武帝尊儒，形成家国观念；

没有前面的铺垫，董仲舒就无法建构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基层治理结构。

即使到现在，在东北农村，杀年猪，都会请左邻右舍来一起吃，哪家要生牛犊，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哪家种的菜有富余，都会免费送给左邻右舍，这就是守望相助，这就是集体主义。

大家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携手前行。

但这有个前提，就是灾难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灾难太大，人们绝望了就放弃了，或者就团灭了。

灾难太小，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动员，也就无法形成共同意识。

黄河持续不间断的决口、改道，给沿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但也造就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力量源泉——规模力量

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领先世界4800年，其核心优势就是规模。

西方一直认为他们的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但有人质疑，说两河文明在1000年前才形成三角洲，不管怎样，两河平原绿洲的面积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作为早期文明是没问题的，但它面积太小，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就非常有限，也就不会形成多么高级的组织形式。

中亚也有两河流域，即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中亚粮仓费尔干纳盆地和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即位于此间，但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2万平方公里，能承载的人口就更少了，大量人口至今仍是以游牧为生。

中国的黄河长江可以理解为超大型的两河流域，华北、华中，再加上关中、河套、四川盆地，可承载的人口远超两河流域，其组织程度自然远高于两河流域。

另外，中国的资源品类比较齐全，吃的粮食有黍、稷、稻、麦、粱，肉类有鸡、鸭、鹅、狗、猪，水产就更多了，干活的大型牲畜有牛、马、驴、骡、骆驼，铜、铁资源也很丰富，这使得我们的发展历程没有因为资源的缺失而停滞。

有安全保障条件下的超大连片农耕区形成了超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了两大优势。

一是全社会可调集的资源足够多，面对外部、内部和自然威胁时，我们都有能力自己解决，而不用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这是中国没有形成一神教传统的原因。

二是游牧民族可以一时打败我们，却无法有效统治我们，一个游牧民族几十万人就算多的，你去统治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是做不到的，想要有效统治就必须依赖农耕知识分子，慢慢地就被农耕文明稀释了，而游牧民族的骁勇彪悍又影响了农耕民族的民族性格，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面对困难时，我们什么人才都有，可以抗击不同的敌人。

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大江大河是东西方向的，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纬度的物种可以无障碍横向传播，同样的气候就会有同样的动植物，同样的动植物就会形成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交流融合，这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河流域吃面食，于是各地都在面食上做文章，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都会做花馍，一个比一个漂亮，原因就是同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