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气候危机日渐逼近，人类的未来似乎多了许多不确定性。虽然新冠病毒本身不会对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造成威胁，但无疑激发了许多人的焦虑感，甚至引发了有关人类灭绝的讨论。人类的灭绝似乎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显得真切了许多。
的确，自从时间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针对所谓的“存在风险”展开严谨的科学研究。无论是经过特意设计的病原体、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工智能，都让我们意识到，可能造成人类灭亡的威胁是如此之多。
但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对人类灭绝这件事展开思考的呢？
事实上，一直到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了这个想法。在此之前，人类可能从未想过这件事。
当然，也许人类从开口说话讲故事开始，就开始幻想世界末日了。不过，现代人对人类灭绝展开的思考与传统的世界末日说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种跨文化、跨历史的思考。
在古代神话中，在人类灭绝之后，实体宇宙并不会在一片空旷的状态下延续下去，而是会连同人类一起湮灭。世界末日也不会被视作一起无意义事件，而是往往与某种道德意义、或启示意义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死后的世界中，意义与价值也依然存在，以拟人化的神的形象表现出来，或是最终以重生的方式重现于世。
纵观人类历史，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人们才意识到，人类、以及一切人类认为有意义的事物，最终都有可能彻底消失。也是直到近几百年，人们才意识到，实体宇宙可以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毫无目的”地永远存续下去。尽管来得略晚，但这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甚至堪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在拿什么做赌注之后，才会真正对自身负起责任来。另外，在意识到人类价值的命运也许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会造成怎样的风险。尽管学得磕磕绊绊，但这的确是人类学到的重要一课。
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之前，人类已经对科学和哲学展开了数个世纪的探询。以下便是这场宏大戏剧中的部分重大里程碑。
距今75000年前：多巴超级火山爆发，整个世界随之地动山摇。有证据显示，智人在这次事件中险些灭绝（不过有些科学家对其中的细节问题持反对意见）。大约在同一时期，高级的人类行为和语言开始出现。采集文化开始产生，技术也开始在一代又一代人类之间逐渐积累。一段漫长的旅途就此开始……
第一阶段（史前--1600年）：不可摧毁的价值
由于古人对“伦理”和“物理”未做明确区分，因此在实体宇宙中，伦理的存在并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价值观不可能被摧毁。古人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
公元前400年左右：尽管古代哲学家也会讨论巨大灾难和世界末日，但他们都相信，自然不可能永远荒废，事物和价值也不可能永远消失。在自然中消失的事物最终都会再度归来，物种、人类和价值都不可能被彻底摧毁。
公元前360年左右：柏拉图提出，人类此前也许也曾在大灾难中灭绝过，但这只是一个永恒的循环的一部分而已，永久性的灭绝依然是无法想象的。
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称，一切有价值和有用处的事物都已经被发现了，一切能被人类认识的、并且有用的事物都存在于“老年人的智慧”之中。人们不会预先思考记录上没有的祸患和风险，并且认为人类的物质条件不可能发生极端的变化。
公元前50年左右：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谈到了人类“毁灭”的可能性，但他断言，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被真正毁灭，失去的必将得到补偿。我们的世界也许会死去，但终有一日将会重生。
公元1200年左右：印度-阿拉伯记数系统被引入欧洲，人们得以对大时间跨度进行计算。人们因此发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是具有一定深度的，而不是永恒延续的。
公元1300年左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哲学家发明了“逻辑可能性”的概念，用于思考上帝将世界创造成其它模样的可能性。神学家奥康（William of Ockham）等人展开了史上首次思维实验，想象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类存在的世界。不过他们认为，上帝是不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现身的。
公元1350年：黑死病在欧洲和非洲夺去了近2亿人的生命，欧洲失去了约60%的人口。
公元1564年：利用逻辑可能性这一新概念，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开创了概率论这一新学科，利用掷骰子来表达宽泛、抽象的概率。
第二阶段（1600年--1800年）：冷漠的宇宙
现代物理学显示，地球只是众多行星中的一颗。但当时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宇宙整体而言是适宜生命存在的，充满了类似人类的生命。每当一颗拥有生命的行星被摧毁，另一颗行星上的生命又会开始发展兴旺。物种不会真正灭亡、事物价值无法摧毁的信念犹在。人们仍然无法意识到存亡之危机。
17世纪初：哥白尼学说日渐流行。在观察到超新星爆发现象后，“行星和恒星也可以被摧毁”这一认知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人们依然认为，无论是星球还是物种，都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在别处重生。
17世纪80年代：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与埃德蒙·哈雷（Robert Hooke）打破正统理论，提出了“大型地质灾难曾导致史前物种灭绝”的理论。不过，这类推测在当时仍属于边缘学说，未得到人们重视。
1705年：莱布尼兹与牛顿发明微积分后，人们得以对自然现象展开长期预测。哈雷预言了“哈雷彗星”的回归。
1721年：人口科学开始发展。人们开始将全球人类视为一体，同属于“智人”。孟德斯鸠在作品中提出了人类因不孕不育而灭绝的可能性。
18世纪40年代：在西伯利亚和美洲发现的巨兽化石引发了自然学家的兴趣，但又令他们困惑不已。这些会不会是已灭绝的野兽留下的化石呢？
18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对人类的灭绝提出猜想，但仍然坚信，人类有朝一日还会复生、重新繁衍兴盛。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使整个欧洲为之撼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地质学家乔治·布丰（Georges Buffon）接受了史前生物灭绝的理论，并开始思考在人类消失之后、动物是否会成为地球之主。
1758年：林奈将“人属”加入了自己的生物分类系统。哈雷彗星回归，哈雷的预言得到验证。
1763年：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概率学说发表，提供了先验概率的计算规则。
18世纪70年代：科学家首次提出，智人也许是地球独有的物种，因此完全依赖于地球上特有的环境条件。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提出，若地球被摧毁，地球上的物种也必将随之消失殆尽。
1773年：概率论首次被应用于全球性灾难的风险预测。约瑟夫·拉朗德（Joseph Lalande）计算了地球被一颗轨道与地球相交的彗星撞击的概率。
1778年：乔治·布丰首次对行星宜居性的时间窗口进行了计算，提出地球终有一日会变得不再宜居，并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
1781年：康德提出，道德偏见会导致我们在看待客观理论时产生偏倚和曲解。我们也许会更喜欢“宇宙中的事物价值恒定不变”这一理念，也希望有价值的事物无法被彻底毁灭，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事实。
18世纪90年代：史前生物的灭绝被科学界广泛接受、成为共识。现代古生物学与地质学诞生，揭开了没有人类的远古时期的真相。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提出理论称，地球过去曾遭遇过多次灾难，导致大量生物灭绝。
1796年：孔多塞（Condorcet）等人首次在作品中提出，人类具有改变物质条件和改善痛苦生活的长期潜力。此外，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成为了人类自愿灭绝的首位支持者。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指出，彗星撞击地球的概率虽然很低，但会在长期内不断累加。不过他仍然坚信，文明在毁灭后仍会重生和重演。
1800年：到19世纪末时，乔治·居维叶已经确定了23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物种。
第三阶段（1800年--1950年）：孤独的宇宙
在这一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宇宙从整体上来看，也许并不是特别宜居，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宜居。宇宙的默认条件并不适合生命和价值存在。许多人开始认可，人类有可能会不可逆转地灭绝，但认为这种可能性还不算迫在眉睫。
1805：让·巴蒂斯特·弗朗索瓦·哈维尔·库辛·德·格兰维尔（Jean-Baptiste Fran?ois Xavier Cousin De Grainville）写了一本叫做《最后一人》（The Last Man）的科幻小说，随后自尽。
19世纪10年代：人类灭绝首次成为了通俗文学和流行小说的题材。人们开始将其视为一种道德上的悲剧。价值在宇宙中的存在似乎不再坚不可摧。
1812年：科学家提出，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是一颗行星破碎后留下的残骸。拉格朗日试图准确计算出摧毁这样一颗行星所需的爆炸威力。
1815年：坦博拉火山喷发导致中国和欧洲陷入饥荒，并引发了孟加拉的霍乱爆发。大气中的火山灰几乎遮天蔽日，生物圈受到很大影响。
1826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发表小说《最后一人》，讲述了人类因一场全球性传染病而灭绝的故事。书中写道，在人类消失后，生态系统依然得以延续。我们的终结并不等同于世界的终结。
19世纪40年代：有科学家试图用灾难来解释部分天体物理学和地质物理学现象，但公众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宇宙是一个稳定系统的观念在当时占据上风，科学家对大规模灾难的探索一直受此阻挠，影响长达一个多世纪。
1844年：受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过剩理论影响，沙俄王子弗拉基米尔·奥多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首次提出了“人类自食其果、最终灭绝”的设想。在他的想象中，在资源耗尽、人口爆炸之后，人类纷纷自杀，导致人类文明最终土崩瓦解。他还首次提出，为延缓这种结局的出现，人类经济发展应当放慢一些。
1850年左右：大型反射望远镜揭示，深空宇宙几乎空无一物，与地球截然不同。对“从太空看地球”的艺术描绘引发了一种身处宇宙之中的孤独感。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早期进化学理论中提出的进步主义倾向使人们对人类的适应性和改善生活的决心多了一些信心。对退化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对灭绝的恐惧。
1863年：威廉·金（William King）提出假说，认为在尼安德特山谷发现的化石遗骸可能属于“人属”下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尼安德特人”成为首个得到承认的、已灭绝的古人类物种。
1865年：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命名了“熵”，并提出了宇宙热寂说。虽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等作家在作品中描述了这种可怕的前景，但这种危险离我们太过遥远，人们面临的威胁不够迫在眉睫。
19世纪90年代：费多罗夫（Fedorov）与齐奥尔科夫斯基（Tsiolkovsky）的作品发表，对灭绝的风险做了清晰的阐述。二人均认为，唯一能实现人类长期存活的途径便是离开地球。这是人们首次呼吁通过在宇宙中“站稳脚跟”、来逃避灭绝的风险。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首次提出了对“戴森球”的设想：一个环绕太阳的球体，可以充分利用太阳的能量。还有人建议对太阳系进行大规模改建，从而进一步巩固人类文明、确保其能够长时间存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许多智者（包括丘吉尔在内）开始思索，人类最终是否真的会自取灭亡，但仍认为这种可能性离我们还很远。物理学家开始意识到，适宜生命存活的条件也许极其严苛和罕见。但仍有许多人坚信，在人类灭绝之后，类人生物仍会重新出现和演化。
1930年左右：J·B·S·霍尔丹（J.B.S。 Haldane）和J·D·贝尔纳（J.D。 Bernal）首次对有关人类长期潜力、存在风险、太空殖民、天体工程、超人类主义、生物增强技术、以及文明陷阱等相关学说进行了整合。霍尔丹指出，若人类文明崩溃，就算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存活，也不能保证人类能够重新演化出先进文明。
1937年：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发表小说《造星人》，以“对比研究”的形式，对上述学说进行了进一步整合。
第四阶段（1950年至今）：天文价值
核武器首次使灭绝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灭绝从远在天边的猜想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人类活动导致的风险成了首要问题。在千禧年前后，针对灭绝风险的分析性思考框架逐渐成型。
1942年：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提出，裂变核弹可能会点燃整个地球大气，毁灭所有生命。但核弹的研究依然进行了下去。尽管后来有科学家总结道，当时还应该做更多研究，确保这种足以毁灭整个生物圈的事件绝不会发生。
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原子弹改变了我们与宇宙中智慧物种所处位置之间的联系。“人类必将不断进步”的信念遭遇了重创。人们不再认为技术型智慧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死而复生、无处不在，而是开始认为，技术型文明也许十分罕见、甚至适应能力很差。
1950年：利奥·西拉德提出，“钴弹”可能会摧毁整颗行星。费米提出了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谜题--费米悖论。科学家开始思考，过去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是否有可能由超新星爆发造成，“灾变说”再度开始流行。
20世纪50年代：现代人工智能研究正式开始。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地外文明搜寻项目未获得任何回音。生物学家开始认定，其它行星上不一定会出现类人生物。对海豚的研究显示，宇宙中也许存在其它模式的智慧。技术型智慧的存在条件变得愈加严苛。在人们看来，灭绝的风险变得越来越高。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发表，对气候灾难提出了警告。
1965年：I·J·古德（I.J。 Good）提出，人工智能可能会不断自我改进，由此引发失控的“智能爆炸”反应，导致人类大幅落后。他因此调侃道，这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发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对人口过剩的恐惧逐渐形成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太空殖民也许是人类繁衍兴盛的唯一长期保证。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等科学家提出，大规模天体工程也许是智慧在宇宙中进一步扎稳根基的手段之一。
1969 年：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取得成功。
图为 1947 年 7 月发表在杂志《Coronet》上的《世界末日》。
图为 1947 年 7 月发表在杂志《Coronet》上的《世界末日》。
1973 年：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对“人择原理”（ Anthropic Principle）做了清晰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末日论”，利用贝叶斯概率估算了人类在灭绝之前、还能繁衍多少代。
20 世纪 80 年代：贝叶斯方法在统计学界的地位确立。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发表研究报告，人们就“恐龙灭绝由小行星或彗星导致”这一点达成共识。有鉴于此，灾变说也得到了证实：天文灾难的确可以对地球生命造成严重影响和威胁。
1982 年：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所着《地球的命运》（Jonathan Schell）出版，强调了核威胁的严重性，以及人类不可逆灭绝相关的道德意义。
1984 年：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出版《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一书。
1986 年：在南极臭氧层空洞发现一年之后，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出版了《造物引擎》（Engines of Creation）一书，提出纳米技术也会给人类带来灭绝的风险。
1989 年：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着的《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出版，提出类似人类这样的智慧并非进化的唯一结果。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命令》（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中提出，人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要对遥远的未来负责”。
20 世纪 90 年代：NASA 肩负起了应对小行星和近地天体威胁的责任。互联网使得各类群体都纷纷开始关注超人类主义、地外行星主义、长期存活主义等理念。
1996 年：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发表《世界末日：人类灭绝的科学与伦理》（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Human Extinction），仔细研究了卡特的“末日论”。
2000 年：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提出，以解决黎曼猜想为目标的人工智能也许会在无意间造成全体人类的终结。为了获得完成该任务所需的能量，人工智能也许会将人类、以及太阳系中可以获得的全部物质都转化为所谓的“计算素”（computronium）。
2002 年：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提出了“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一词。
21 世纪 10 年代：深度学习开始发展，再一次掀起了人工智能研发的风潮。
2012 年：研究人员对H5N1禽流感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制造出的毒株致死率和传染性都很强。
2013 年：CRISPR-Cas9首次用于基因组编辑。
2018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特别报告，阐述了全球变暖1.5℃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2020 年：托比·奥德（Toby Ord）出版新书《悬崖》（The Precipice）。新冠肺炎疫情横扫全球，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全球性风险面前的系统性脆弱和准备之不足。
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中，经历过数次“末日”节点。面对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人们除了谈论恐惧，更会谈论“世界将以何种方式崩溃？人类的科技水平能够如何应对世界末日？如果幸运挺过劫难，人类要如何重建文明？”……而明年夏天，美国航天局将执行史上第一个航天器“自杀任务”。在理想的情况下，这次任务中的航天器撞击将把一个冲向地球的小行星推离原运行轨道。此次行动旨在验证人类能否保护地球不遭受小行星的撞击。
虽然目前为止我们还未真正地直面过世界末日，但探讨可能到来的末日带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失为促进文明与科技进步的一股强劲动力。末日是否真的会来临还有待讨论，但不论是否存在所谓末日，科技的进步都会增加我们幸存的砝码。又或许正是人类有居安思危的能力，已经把原本的末日化为可渡之劫，也许代价惨重，但得以安然渡过。
